写乡土中国的读后感500字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全书由14篇文章组成，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下面给大家分享写乡土中国的读后感500字，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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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很薄，但是可以读得很厚，第一遍我没有太看懂，回过头又重新读了一遍，想要了解真正的中国可以从这本书开始，它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国民性格的形成做了基层的分析，解读。关于”乡土性“和”现代性“，采用了学术研究的名词来阐述，里边的每一章展开来讲都是一幅宏大的”故事“。它没有“嘲讽”，没有“置身事外”，没有”指手画脚“，而是以一种做学问的调查态度去剖析，这是一个学者的理性，更是一种踏实研究的态度，光是这一点就足够我们学习和敬仰。

如果我们说文字有四个层级，本能，情感，哲学，审美，越往后越高级，但受众面也会越窄，我倒想从情感的层面去说说，大概我也就是这个级别，入不了俗，也深刻不了，更达不到审美层面的高级。

从“乡土性”来说，其社会结构是倾向于稳定的，而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中国传统的感情是偏向于同性去发展。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乡下，夫妇间感情的淡漠是日常，一早起来各忙各的，各人做好各人的事，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夫妇间大多是“没什么话可说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婚姻把生育之外的其他功能比如经济、政治、宗教等纳入到了这个社群所引起的结果，这更像是一份事业，而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效率是要讲纪律，排斥私情的，所以中国自古讲的是“三从四德”，“相敬如宾”，是负责，是服从，两性间的矜持和冷漠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从“现代性”来说，其实中国的“现代性”是从“乡土性”这基层上长出来的，自然也就带着“乡土”的烙印，这是文化所影响的。真正“现代性”的感情是浮士德式的，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需要不断的在创造中求统一，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是不停止的，是追求，是向对方寻求心理上的契洽。在中国现有的文化环境下，浮士德式的感情追求是让人撕裂的，是充满与环境对抗的，但生命力也会因之越强。

我很高兴的能看到在现在的中国，有这么一小群人有着对爱情美好的追寻，他们能够跳出传统婚姻中承载着的经济等功能，把夫妇发展为家庭关系中的主轴，让两性之间的感情作为家庭凝合的力量。

当然，无论“阿波罗式”的还是“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没有对错好坏，全看个人追求和需要，但我还是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爱情而结婚，并在恋爱的持续中，不断的去克服阻碍，不以实用为目的，而是去创造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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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并不长，但读得很慢，通常一句话要读上个两三遍，再联系上下文，中间还不妨恍神发呆。语言有些晦涩，许多地方依然一知半解，但一本书下来，终是学到了些。

作者似乎一直在比较，不论是一种概念、一种名词，亦或是一篇论文，围绕着对立面来比较，亦如城与乡，西与中。这让我在那些晦涩的语言中，可以得到一丝明晰的脉络。

乡土中国，用作者的话说，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乡土中国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中国社会。书中一共汇集了十四篇小论文来阐述这个概念。

“乡”给我们的印象永远是亲切的，每次从异地归来不都用“归乡”二字来形容吗？有人说乡下人“土”，但作为乡下人的我们从来都是以“土”为骄傲的，就像作者在书中说的那样：‘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中国是农业大国，而成就这样一个国的便是那些“乡下人”，于是土与人之间形成的那一道深深的羁绊一直影响着世世代代。土地养育了人们，人们维系了土地，所以人们对土地的诚挚就不仅表现为种植，而且还投入了情感。走不出与进不入的乡土就这么形成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乡村采取自然而然的自治。

血缘、地域、文化和伦理道德往往在乡下人眼中比金钱等浮华的东西看得要重。作者其中一篇论文《无讼》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无讼源于《论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简而言说，就是人们在发生纠纷时不主张利用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协调。在文章中作者也指出了许多小例子，比如在乡下，人们以诉讼为家族之耻，而讼师则为一个讨不到媳妇的职业。这与我们今天的现象完全不同，在法律至上的今天，讼师也就是律师是一个被认为不可或缺且高尚的职业，经常被各种大妈们冠以好女婿的称号。如果说乡土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体系，那么我们今天生活着的社会有些类似于西方但又掺杂着乡土的传统。而我们便是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之下。既不似西方的那种干捆柴式又不似中国乡土的涟漪式，这种奇怪的社会结构也就造成了现今人们对待一些社会问题的冷漠与情感的缺失，变得患得患失，矛盾不堪。

提到这儿就不得不说到作者提出的一个名词——差序格局，一种发生在乡土间以人的距离远近来判断人际关系的格局。造成的因素有很多，血缘的远近，地域的远近……但其实，维系这些最根本的因素，便是土地。人们由于土地相依相生，由于土地相争相斗，要不“斗地主”如何而来？这个土地可以是实在的土地，也可以是象征意义上的，它代表了人们的根、人们的源。随着时代变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下人涌入城镇，城镇逐渐饱和，村落逐渐稀少，我想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句话用在这里十分合适。在中国的城市，人际关系完全不能靠差序格局来描述。住十年的房子，对于自己的邻居却毫无了解，也不能像在乡下那样，走亲串巷，人们都知根知底。在这个由钢筋水泥筑建的环境下，人们也渐渐消除了涟漪，而组群分明了。

再举个特殊的例子吧，也是我觉得即使是在城市中的中国人也回归乡土社会的一种表现：就是春节。在这个对于中国人可以说最重要的节日里，不论多么严谨刻苦的人都会放下手边的事，去享受春节所带给自身的劳累，而且还乐此不疲。每到除夕之际，各家各户都要忙碌起来，为大年三十做好准备。采办年货、洒扫庭除、祭五脏庙等等，还不忘记把封尘已久的微信群搜出来抢红包。在这期间，人们所有的烦恼好似都忘掉了，都洋溢着微笑和喜悦，这大概就是春运大迁徙和大拥挤出现的缘由吧。尽管人再多，归根的心比初一的“旺火”还热烈。所谓乡愁，不过如此。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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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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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时，第一反应是——作为一个由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孕育的子女，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书，值得我们去读。

文章开篇即提到“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说明中国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作为农民，自然而然的被视为“乡下人”，因为“乡下人”这个称呼，从褒义上来讲，它表示的是农民淳朴，忠厚，本心做人的性格：从贬义上讲，则带着几分蔑视，意味着农民的愚昧、木讷、迟钝、没见识、没文化、落后的常态。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经济基础，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其实早就奠定了中国社会“乡土性”的文化基础。农民的生活离不开土地，自古以来，农业的发展是在土地的基础上。农民播种、耕田都要依靠土地。所有的农业都离不开土地，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下人对于农业的无土栽培。同时也说明了土地对中国社会有重要意义。

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说明并阐述了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人们在生活上社会作业都是与一些熟人。这就意味着人与人是直接接触的。而作为文字，字是人与人之间间接接触的工具，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所以，在乡土社会这一熟人社会中，“文字”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人们喜于用语言表达和交流，所以文字下乡必定会受到一定阻碍。文字作为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媒介，要在乡土社会中得到广泛使用，就必须要使文字渗透到乡土社会中。也就是现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乡土中国》这本著作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又是具有很强的理论深度的著作。在中国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目。

回顾宋朝时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还原出来的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祥和、安定的社会。而今，在党的领导下，老百姓的日子期盼更富足、祥和的社会生活更让人期待。全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成为新一代中国社会的必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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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开始就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乡土中国，并不是说中国的乡村，也不是说中国乡村的乡土性。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是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受到得土地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乡土社会受到了冲击。中国出现了很发达的城市，这些城市具有了现代社会理性、变化速率大、关系不稳定的特点，可是仍然中国社会的文化是乡土性的。

很早以前我就思考过，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逆来顺受是很自然的。中国人是不太懂反抗的。当自己与别人产生并非无理的矛盾的时候，中国的平凡百姓首先想的是约束自己，以和为贵，所谓“克己”。好比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儿子和别人儿子打架，不管是不是自己儿子错了，肯定都是劈头盖脸把自己儿子骂一顿。直到看到一篇文章说，因为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天吃饭的，在人们对自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只能崇拜它，顺应它。天，直接关系到人们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过这一岁。深以为然。而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中国人的逆来顺受来源于祖祖辈辈的顺应。这还只是乡土性的一部分。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性，很多的根据都可以从土地里找到。好比说中国人的含蓄和富有人情味。在乡土社会中，人际交往是不讲究效率的，讲究的是感情。于是人们的谈话很多都是没有目的的，或者很久很久都无法进入正题，就连工作时也是这样，它不会像外国人开门见山直来直往。仔细观察观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这种乡土性随处可见。

再想想咱们的文化，不管是追求稳定、保守、安于现状，还是天人合一、儒道的价值体系，所有的所有都深深的烙下了土地的印记。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泥土的气息，有着文化的投影。国人“内圣”人格取向，或者一直到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家族居住在一起，四世同堂比比皆是，等等。中国人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扎在土里。人就好比是这树上的叶子，一代一代的调零了又新生，可是根没有变，根还是深深的在泥土里。

说是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现在真正的了解到社会转型的含义，不仅仅是从落后农业国家转向于先进的工业国家。原本一个“阿波罗”式的社会，显现出了“浮士德”式社会的特征。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受理性社会的冲击，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很多方面被瓦解着，那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结果。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父母和子女分开居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着所谓的城市综合症，空虚，没有安全感，每天和很多人在一起却觉得自己没有朋友。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西方较活跃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人们的生活不确定因素增多。连百姓也像电子产品一样更新换代，没有新的功能，很快被淘汰。以前的人们想着一辈子老死故乡，现在的人们想着出去闯荡闯荡。我们的社会在改变，而且还会有更深层次更潜在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先进的文明征服了落后的文明，也是中华文化吸收新的元素，是冲击是更新也是考验。

这样的转型，说不清楚是城市里气氛更浓烈还是农村。无疑城市的不确定性更大。但城市中“生于斯，死于斯”大有人在，也有一家老小四世同堂共居一室。农村中的青少年“走出去”的愿望说不定更强烈。我想这样的社会转型，是整体的，是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原本不管是中国的乡村还是城市，都是典型的乡土中国。

按照费先生的对礼治的定义，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礼治社会。可是我们的社会不管从教育体制还是城市规划、司法体系，很多东西都来自于西方。它们真的适合我们吗？很多时候能够感觉到中国在面对这个世界时的手足无措，有时候被欺负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有干着急。因为，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就算我们大中城市看起来就像世界性的发达城市一样，我们也有法律也有这样那样的现代化得东西。可是它们真的适合我们吗？

我看着中国的警察换装换得越来越像美国人，看着中国的快餐店也是一副美国化的神情，看着中国的大学生穿学士服照相，或者奇装异服过复活节，有时候就会想到中国难道没有中国自己的一套东西来运用在社会生活中吗？

法治那是人家的东西。可是中国现在也说自己是法治国家了。不过中国的“法治”还是得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种“以德治国”反映的是什么？就是“礼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以内，真正人人平等的观念还是无法在中国人当中树立起来。现阶段的中国，像个怪物，批着老虎的皮，想象自己真的是老虎。

我们可不可以从我们乡土社会出发，思考乡土社会进步的道路？这只是一种设想。

如果说法治代替礼治是一种必然，我们要用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来轰炸我们的社会文化吗？在社会的中心片面强调经济的时候，其他社会矛盾必然无法缓解。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带来了更多其他方面的恐惧。

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思考就到这里浅尝则止。其实这本书可以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后来在课堂的讨论上，老师说到，这本书创作于1980年代，当时已经有人发现中国这样的社会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其中原因又深深根结于中国这上下五千年的土地，费老就将他于之的思考写了下来。到了现在，中国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个陌生人社会了，平等和契约必然代替道德来管理社会。那么，中国究竟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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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整部论述性的作品，从前对于“书”的印象是里面有许多故事，是有情节的。如今是头一次接触论文式的书，本就陌生说理，读起来确实吃力。它的每句话都是要理解的，因此，只有在平心静气时用最冷静的思维才读的进去。我个人认为对于这样的书只读一遍是收获不够的，有读了一遍前几章，发现了其中的框架，也能结合整本书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图，句中要表达的意思，因此，对于现在初级水平的我，对于书中一切只能算作浅谈。

佩服书中的说理，文字在乡下是否有作用本就很难论说，但作者通过将城里教授的孩子和乡下孩子对比清晰地让人理解：城里人只熟悉城里的事物，正像乡下人只熟悉乡间一样，乡下人会在城里因为无知受到嘲笑，城里人同样也会在乡下遇到不认识的事物，虽然没人嘲笑他们，但说彼此“愈”确实没有根据。城里孩子学得好成绩高，但捕蚱蜢不如乡下孩子，这都是平等的，文字在乡下不如在城里普及就像城里人不懂农家知识一样是很自然的。于是要想文字下乡，文字在乡下也起到了作用，就要加快转型，充分而有力。

无论是根据书中论述，还是从实际出发，中国都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国家，一个淳朴敦厚，有着黄土一般品德的国家。中国人自身带着几分“土气”，沉稳，老实，没有心计，中国人是含蓄的，他们面对困难，首先想到的是“克己”，这种传统在乡土社会中继承，传承至今。

曾经的乡土社会已经不复存在，正逐渐向着“浮士德式发展”。在当今中国，许多新型思想冲击着就有的传统，这是乡土社会面临的机遇，保持就有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吸收新的文化，加快转型，这是当务之急。

按照作者对礼治的定义，中国社会仍是礼治的社会，和谐社会，一直被奉为主流，道德与法律相协调。平常的生活中很少涉及触犯法律的事，正是由于礼治思想的准绳约束着，法律只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肃然也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却不如道德观念深入人心。作者认为人治有时能取得不治而治的效果，这正是人治有着“悬疑丛与”“罚疑从去”的灵活功能。

总体看来，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是由道德维系的，是有秩序的，中国人的观念深入日常生活，随处总想播种，仅用一句“我”辨别身份，诸多细节，充斥着生活。作者说这本书算不得是定稿，也并不能说是完稿，很有道理额。它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指引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更提醒着我们明确自己的身份像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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