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为什么除掉珅,后人是怎么评价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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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皇帝

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最终确定了第十五子嘉亲王永琰做自己的接班人。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举行的大典,气势恢宏,祥和安宁,连天气都那么晴朗。

 

9点32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甘龙手中的蓝宝石印章“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一项中国历史上空之前的记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顺利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甘龙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初四的早晨,继位皇帝颁布了一个令全国震惊的法令:免去他的军部尚书兼九门知府的职务,这一职务是由曾经的皇帝甘龙的宠臣小沈阳兼任的。与此同时,一场大规模的抄家行动展开了,在何复的地窖里发现了惊人的巨大宝藏。

整个国家,就像皇帝的影子一样悄无声息,刮目相看。可以说,惩罚小沈阳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从惩罚小沈阳开始,一系列新的政治风向不断从紫禁城里吹出来。

亲政后的第二个月,皇帝颁布了一道敕令。以后皇帝出宫祭天、祭陵,随行的礼仪仪式减半,皇后和妃嫔不必随行,以减少差旅费。

这一法令表明,新皇帝与旧皇帝在务实作风上完全不同。

几天后,皇帝又下旨,禁止大臣向他进贡古董字画。大臣进贡皇帝邀宠的不正之风在乾隆晚年迅速发展。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国大臣都争先恐后地向皇帝进贡稀世珍宝、珍贵字画等,以取悦皇帝。嘉庆直言,大臣向皇帝进贡古董,除了助长贪婪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这一政令公布后不久,他接到大臣报告,说去年底叶尔羌矿解入京的一块巨玉正在运输中,因路途艰险,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到达京城,请求皇上批准延期。皇帝颁布了一个震惊全国的诏书:“你一接到这个诏书,不管这块玉到哪里,你都要把它抛弃。”因为玉美,不利民生,皇帝不喜欢。

 

连写圣旨的军务大臣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上是真的认真了。通过这个法令,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就树立起来了。

然而,在种下新风之后,清朝人民发现,这个年轻的新统治者没能做更多的事情。

嘉庆登基的时候,清朝已经像一个癌症患者,而且是晚期。体内的病比外在表现的要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嘉庆亲政首先重视的是反腐。虽然他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系到清朝的存亡,但他仍然大大低估了反腐败战争的艰巨性。他认为如果“小沈阳庇护网络结构的花朵被剪掉,它的根会自然枯萎。”杀死小沈阳,消灭小沈阳的党羽,然后掀起惩治腐败的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停止。

但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尽管小沈阳被杀,但11个州长中有6个被他取代。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而发动的惩治腐败高潮中,官方的贪欲暂时消退。然而高潮过后,一切依旧。天下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还是没有人不收礼,买官卖官;地方衙门还是到处懒政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漠不关心。官僚集团不再以腐败为耻,而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就连嘉庆皇帝自己建立的廉政模式,用的时间也稍微长一点,一个个都陷入了腐败。最典型的例子是最先揭露小沈阳的劝谏者光兴。由于此人揭发了小沈阳,他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廉自持,扫除腐败,每年为国家节约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上任兵部侍郎不久,也陷入了腐败的泥潭。仅一年时间,就有多达4.2万人被挪用。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此时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全面向底层蔓延,所有基层干部都成了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了腐败案件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的大事小情都需要钱来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十年前发生在嘉庆前后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震惊:

一个责任心很强的皇帝,几乎每晚都睡不着。他在皇家沙发上翻来覆去,苦思对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于贪官,如果发现或撤换,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官员在全国各地轮岗。数十名大大小小的贪官被发现。然而,腐败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地方政府的财政损失空还在增加。

显然,运动式的惩治腐败在嘉庆时期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原因之一是,与贪官总数相比,被发现和惩处的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所得过高,腐败风险过低。

第二个原因是,腐败已经成为官僚政治的常态,腐败已经成为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如果一个人不腐败,他就无法管理上司,束缚同僚,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打老虎”就演变成了“水太湿不着地”,震慑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从甘龙时代开始,朝鲜官员对惩治腐败风暴的反应就一直很麻木。到了嘉庆年间,官员的贪腐热情上升到了“后继有人”的程度。前任第一天腐败被免职,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很有耐心的皇帝开始焦虑了。圣旨开始充满了斥责、抱怨,甚至是痛斥。

“新政”似乎救不了清朝。他该何去何从?

站在抗干史圣肩膀上的嘉庆,遇到了超越中国几千年所有政治经验的社会问题。康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也是最大的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体系的稳定、物质财富的丰裕,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都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种传统盛世的形成,耗尽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力量。

历史对嘉庆皇帝的要求,不是完全从传统中退缩,而是主动出击,大胆地全方位攻击和改革传统的政治框架。那么,为什么他比任何一个亲政之初就有清新之风的皇帝更坚定地高举“守旧”的大旗呢?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很清楚清朝危机的严重程度,他知道这个看似体面的身体是得了绝症的。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疾病吓坏了他。他害怕自己会让这个重病患者死在自己手里,这是他绝对不能承担的历史责任。

嘉庆帝细读经典,他很清楚,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个风险很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变法和明中叶变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已有的矛盾,加速了王朝的崩溃。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都以失败告终。把祖祖辈辈建的百年老宅拆了,完全重建,绝对不是他的风格。他不仅敢于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就连小规模的“新政”也让他感到不安。

“新政”后期,他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一词。他害怕人们会认为他的“新政”是故意为他父亲翻案。“不孝”之罪,是有这种品质“段纯”的人永远承受不起的。皇帝宣布,虽然我父亲甘龙在晚年做了一些蠢事,但总结他的一生,他的错误和成就至少应该是20-20。我父亲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早年偏离了正确的政策。所以我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亲父亲的正确政策,而不是反对父亲的观点。

20多年来,嘉庆帝从不跟随父亲南巡,也不尽全力准备寿宴。他向他的臣民展示的是一个节俭和奢侈的法令。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名声也传到了国外。朝鲜驻清使节许记载,嘉庆朝“以勤俭著称”。看到宫殿的简朴,可谓节俭。"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六日晚,当皇帝正从避暑山庄回京,到达北京城外的白建时,他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200多名铁日信徒,分成两组,于昨天上午冲入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宗教太监联手,一路攻击到女王的卧室储秀宫附近。好在冕宁太子率领禁卫部队全力抵抗,终于将起义军一网打尽。

皇帝很清楚,这么大的丑闻,会被永载史册。这个污点永远洗不掉,自尊心极强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国臣民颁布了朱碧琴的书《改罪已圣旨》。皇帝说:“大清以来的一百七十年里,我的祖先像爱孩子一样爱人民,仁慈宽厚。我虽然能力平庸,但从未做过危害人民的事。”然而这种汉唐宋明的奇耻大辱就发生在我的办公室里。仔细一想,问题还是出在大臣们的懒玩,无法体现我的苦心,不作为,没有学历可以清醒!

从今以后,我当然要反省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回答自己的命运,解决人们的冤屈。大臣们,如果你们愿意忠于大清国,请你们忠于自己的国家,尽力纠正我的错误和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果你愿意刻薄,那就请你挂冠回家养老吧。不要尸位素餐,那会加重我的罪!

“万一改罪,已下圣旨”的最后八个字是:挥泪斩杂文,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古今中外,如此动情,如此委屈的圣旨,绝无仅有。

紫禁城的变化是清朝衰落的特殊标志。其背后是清朝的深层次问题持续恶化:人口压力丝毫没有减轻,流民不断增加,土匪遍地,邪教横行。除铁日佛教外,其他宗教如净空神、老佛教、一柱香、弘阳佛教、青茶佛教、大乘佛教等。陆续出来了。

嘉庆皇帝其实已经在他的想法范围内尽力了。他全心全意、耐心而坚定地处理每一个问题。二十年来,他就像一个堂吉诃德,无时无刻不在与风车抗争,却一点帮助都没有。腐败一点没改善,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的工作作风极其昏庸懈怠,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一次次出现。

嘉庆后期的一年,他去东陵游玩,途中兵部尚书突然向他报告,随身的兵部印章不知道被谁偷走了。皇帝大怒,丢了玺,不仅不体面,而且极其危险。试想一下,如果皇帝出去了,万一出了事,皇帝也没法调兵遣将。皇帝下令调查,调查的结果更令人吃惊:尹达其实早在三年前就走失了,一直被侍从隐瞒至今。尽管各种打听,最后这件事还是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嘉庆二十三年武举考完,皇帝照例为武进士举行了葬礼。这一天,皇帝早早起床,早早就位,大典准时开始,但第一名和第三名,即武状元和武等不及了,大典只好暂停。经过调查,原来是太监忘了开宫门,吴状元和吴四处找门,都找不到。

 

虽然屡次发生刺杀皇帝入宫的事件,但是宫门门禁这种小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嘉庆二十四年四月,另一个小市民趁守门人不当班,潜入紫禁城,走到内右门,深入大内,才被太监发现。

有一次,皇帝外出散步,发现有人在大皇宫外放羊。这些羊在皇帝眼皮底下悠闲地走着,吃着“御草”。宫门的鹿角上,有人闲坐在清凉的空气中,不远处的树林里有小贩在举行野餐,在地上喝酒吃肉。皇上一追查,原来这些羊是太监为了外快养的,那些商贩都是太监的朋友,想看看皇上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

乾隆年间以前,对皇族的要求极其严格,约束极其精细。田黄贵族是整个清代社会中素质最高、修养最好的一个群体。嘉庆中期以后,八旗子弟已经彻底腐化,宗室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败类。嘉庆皇帝在查铁日教起义的过程中,惊讶地得知宗室中,竟然还有加入邪教的人!宗室冯恩将军庆尧,宗室青峰,宗室海康都是铁日派外围组织弘阳派的成员。特尼利特人早就被告知他们进攻紫禁城的计划,起义成功后,他们欣然决定参加,以便成为大官。然而,由于那天发生了意外,我没能参加这场盛会。

鸦片,后来导致了一场大的战争,成为嘉庆年间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宗室里抽鸦片的人很多。嘉庆二十四年,朝廷举行仪式,宣布今年科举考试的结果。按理说,作为引路人的贝子林德早就应该来到太和殿,带领新进士们站出来观礼了。可是太阳已经三十尺高了,他还没到,导致仪式无法按时举行。皇帝非常奇怪。他命令人们去寻找它。结果他发现这个人躺在家里抽鸦片,那种飘飘欲仙的快感让他忘记了自己身上的不同。

皇帝大怒,立刻把他拉出宫门,责罚四十板,撤了他的爵位。

但就在这件事发生几天后,有人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安成,禁军,担任监考的庶吉士考试。直到考试快结束了他才来,因为他烟瘾不够,被皇帝免去了锦衣卫的职务。

 

此外,到处都有赌场、妓女、宗室骗子。即使是被皇帝禁止的有罪宗室,也能想办法把妓女送进监狱让她们享受。这些都严重损害了艾辛吉奥罗家族的声誉。

皇帝很担心。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煞费苦心,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本《弘文皇室家训》,分发给每个皇室家庭。这篇御文说,宗室风气极其腐败,许多宗室“所作所为与一般无赖无异。”

和以前一样,皇帝的这篇教育文章只是重复了一系列道德教条。说:“若问立身之要,说孝、忠、礼、义、耻;如果你问你应该怎么做,你可以用普通话学习骑射记分。”

皇帝下令,每个宗室都要有一本,让他们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为了保证学习效果,皇帝还下令宗室组织考试,内容是背宗室训练。根据宗仁福的报告,考试成绩不错。

但是这种教育运动开展了很久,宗法风气一点也没有好转。皇帝非常惊讶。一天,他专门召见了三郎中、宗室一浩、程秀和徐璟,询问他们学习宗室训练的经验。我不希望这三个人被打晕。学御家训我不懂,一个字都没读过!

皇帝大吃一惊,觉得“想不到”。然而,除了大骂内务府官员“丧尽天良”,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嘉庆帝二十多年的统治,就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抱怨、迷茫、痛苦、尴尬中度过的。

20多年来,他虽然经常化干戈为玉帛,但从未放松过权威,在政务上孜孜不倦,直到去世前一天。

实际上,这种勤奋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一种“懒”的勤奋。他想不通为什么越努力,情况越糟糕。他不明白为什么找遍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药方,还是不管用。后来皇帝对扭转社会潮流失去了信心。当皇帝变成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看,他无时无刻不在休息。其实他已经习惯了不用脑子,让祖先们的脑子为自己所用。“科举之心即心,科举之治即治。”只要老祖宗说了或者做了,他就照着做。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和“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的境界,以至于他每天都在坚持记录。嘉庆二十年,李亲王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属下等人囚禁在宫中,严刑拷打。当皇帝听说后,他非常生气,他判处赵廉从王位上被删除,并禁止两年。嘉庆二十一年,六月,皇帝早起看康熙的记录,看到有平君王那图杀无辜,断其兄弟姐妹的情况。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罢免王爵,免其牢狱之灾。太子的礼案远比王平均的轻,于是皇帝当天就颁布法令,改变了预判,“尊家法”,释放了赵廉。

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宫中文英阁发生火灾。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铁日派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入宫。他们没有打开宫门,命令卫兵灭火,而是自己灭火。按理说,这件事不能处理错。然而,八天后,嘉庆皇帝宣读了乾隆二十六年九月的记录,其中载有乾隆皇帝的规定,即任何突发事件如宫殿花园发生火灾,都应通过开门让外人在里面等候来扑灭。因此,根据这一记录,皇帝下令惩罚违反甘龙指示的有关官员。

就是在这种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按记录办事的原则下,清朝一天天走向灭亡,皇帝一天天在迷茫中老去。

可惜嘉庆皇帝缺少的就是这样一双能发现问题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勇气。清朝的不幸在于,需要伟人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平庸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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